百年古村因污染整体搬迁 被称“癌症村”

　　原标题:百年古村因污染整体搬迁被称“癌症村”

　　（网络配图）

　　绍兴三江村，因钱塘江、钱清江和曹娥江三江汇流而得名。其有确切记载的历史始于明洪武年间。600多年来，村庄一直保持着古时“九桥、九庙、十三弄、七十二口井”的基本格局。

　　2000年8月，绍兴袍江工业园成立，三江村被纳入规划。各类工厂蜂拥而入，到2010年时，入驻工业园区的各类企业已多达3800余家。

　　在2011年的时候，村里因癌症过世的人突然之间增多。村里有人在网上发了一篇关于“三江村是癌症村”的帖子。帖子流传得很快，“女孩子都不愿意嫁到三江村来，说三江村名声不好。”

　　2014年，在三江村村民强烈要求下，袍江开发区正式启动三江村旧村改造，袍江管委会表示，三江村拆迁是袍江实施的一项民生工程。10月28日，三江村村支书杜建明在拆迁动员会上宣布拆迁启动，截至当年12月底，签约率达97%以上。目前，签约户的房屋已基本腾空，不少三江村拆迁户已搬进新居。

　　在这15年间，工业用地不断压缩农村土地空间，整体拆迁中历史风貌建筑如何保护，搬到新居的村民还面临着对城市化的诸多不适。农村的种种矛盾纠结在一起，这座百年江南水乡一个都没能逃过。

　　工厂与农田

　　暮色将至，三江村口，首先映入眼前的就是一大批菜棚。刚从菜棚里钻出来的村民陈阿土，推着板车去拉浸泡在河里的芹菜。这个时间，外地菜贩的货车要到了，他们种植的蔬菜不仅供绍兴本地消费，还送到杭州等地。

　　年近六旬的陈阿土在三江村东侧拥有6亩菜地的他，与妻子种了30多年的蔬菜。

　　这10多年来，陈阿土是看着自己的菜棚慢慢被工厂包围了。随着袍江经济开发区的成立，菜棚南边出现不少纺织企业，东边开始矗立着24小时冒白烟的垃圾焚烧场。不久，河流慢慢地开始变色，有时是红色，有时是紫色。菜棚边的空气也时常弥漫着一股酸臭味道。

　　这两年，随着五水共治的开展，陈阿土表示村边的整体环境有了不少地改进。不过，菜棚东侧的河流还是时不时被污染。一下雨，三江闸放水，上游就飘来很多油污，直接影响菜农洗菜净菜。菜农习惯将收好的芹菜浸到岸边去泥，一捆捆的芹菜沾满了五彩的油污，就无法销售了。

　　2014年，绍兴市环保局对袍江的环保评估是：“袍江的污染物排放总量约占绍兴全市本级的70%，是全市平均水平的7倍以上。”而三江村，正好坐落在这些重污染企业的中间。

　　“现在的处理办法，就是让生活在污染区的人先撤离，然后再来治理，因为环境治理需要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，包括高能耗、重污染、低产出企业的转型升级，以及被污染的大气、土壤、水的综合治理。”袍江环保分局局长赵四海表示。

　　房屋拆迁后，陈阿土打算等三年之后的安置房。为了种菜方便，陈阿土就和妻子住在菜棚里。他说自己一辈子只会做一件事情，就是种菜，“这边的菜地能种一天是一天，实在是舍不得离开这里。”

　　程兴娥家里以前也有菜地，在征用为建设用地后，丈夫顾寿松就开始出去打零工。2010年，由于孩子要上大学，各方面支出较大，顾寿松决定去村边的印染厂上班，年收入可有稳定的2万元左右。

　　工作时间从早7点到晚7点，顾寿松刚开始做了3年装卸工，后来洗了2年染料桶，即使当时他每天戴着手套和口罩，穿着保护服上班，但回到家里身上还是有涂料。

　　两年前，54岁的顾寿松被诊断患上肠癌。程兴娥说，当时她连癌症是什么都搞不懂，但是还是一心要救治丈夫。程兴娥东拼西凑了20万元钱，让丈夫共接受了2次手术、17次化疗。最终，顾寿松还是没能挺住，撇下妻儿撒手而去。

　　顾寿松去世后，程兴娥与大学刚毕业的儿子扛起了20万元的债务。程兴娥说她真的很后悔，不应该让丈夫去厂里上班，“钱可以再赚，命只有一条。”

　　曹元根也是三江村的一名癌症患者。2008年，曹元根被检出患有癌症。历经数次化疗与一次胃切除手术，现在每天吃药来稳定病情。

　　曹元根的祖上三代都是以捕鱼为生，17岁就跟着父亲出船了。四个兄弟成家后，父亲每人给了一条13吨重的木船。

　　2000年，河道里的鱼越来越少，曹元根夫妇放弃了捕鱼，选择进厂干活。三江村里的菜市场里也基本看不到河鲜了。“那个时候，我们捕鱼一天要是好的话，一百斤都是没问题的。”说到捕鱼，曹元根就两眼放光。

　　7年的癌症治疗，令曹元根一家共花费16万元，其中有向亲友借的12万元钱。目前，每月还需花一千元药费的曹元根，还未能还清债务。

　　病后，曹元根丧失了劳动力，妻子王素金借了6万元将他纳入养老保险，每月有机会拿1500元的养老金。妻子61岁了，还坚持去企业做清洁工，每月挣1500元，补贴曹元根的医药费与家里的生活开支。

　　对于家人，曹元根一直歉疚，他的病给全家带来经济压力。为了多赚钱，5年前，曹元根的儿子去滨海一家印染厂干活，天天接触印染机缸。尽管月收入近4000元，可身体状态不佳，结婚10年还没生上娃。

　　为了还清超过十万元的医药费，曹元根和程兴娥两家都只能寄望于房屋拆迁后获得的补偿款，“等三年，拿到两套安置房，儿子拿120个平米，我和老伴拿100平米，余下的面积最好能折算钱。如果这样，家里的债务也许可以解决”，曹元根只能这样设想，但心里也很不踏实。

　　保护与拆迁

　　三江村村民可以整体搬迁，但这座600年的古村是否应该就此被完全抹去呢?

　　78岁的何景成，一直独守在被拆成半壁残垣的百年何家台门里。前后大片废墟围绕间，唯独他那49个平方的小屋还闪着灯火。

　　何家是三江村的大户，《三江所志》首句“始祖何源公以开国功于洪武二十八年授世千户职……”，说何家是首批造城的千户人家，三江村历来有“何半城”之说。

　　何景成守着的何家老台门，比及周边其他台门院落，布局更为宽大，屋前的一地青砖、未被拆尽的东西两排长屋，透露着数百年建筑的沧桑之美。

　　2015年5月，何景成居住的何家台门，开始被一天天堆积如山的拆迁废墟包围。10月17日早上，挖土机推倒了何家台门的前墙，几个拿着铁棒的拆迁队人员撬下了何家台门屋内的青石板，装车运出城外。等到在屋内看书的何景成反应过来，何家台门已经被工人拉倒了大半。

　　何景成哀叹自己的势单力薄，一直说没有保护好祖传的世代老宅，以后没有脸面去见祖宗。

　　“六百多年，战争没有摧毁它们，潮灾没有冲垮它们，最终它们消失于这场人为的拆迁，实在可惜。”省钱塘江管理局文保专家龚真真了解到何家台门被误拆后感叹道。

　　袍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一名负责人强调，村里相对古老的建筑“一定会保留”，政府部门在改造三江村时“一定会兼顾保护和规划”。至于几处老台门被强拆，那是“信息有误差”，“拆迁队拿到的信息和我们提供的可能有一点点出入”。

　　7月，王家台门首先被拆;9月，程家台门只留下一块近5米长的青石板横躺在废墟中;10月，颇有气势的何家台门被拆得满目疮痍。此间，浙江省钱塘江管理局等单位的文保专家在多次现场考察后，在一些古建筑上写下了“保留”两个字，有的甚至钉上了“保护古村，人人有责”的宣传牌，但这些并没能阻止推土机。

　　“明明都是写着保留字样的房子，拆迁队看都不看就拆了”，在村里生活了56年的曹连大对于老台门被误拆感到很痛心，何师爷台门的六扇花雕门就被人偷偷盗了，明代张顺庙在拆迁中都被压塌了三分之一。三江城的历史这么悠久，什么都没了，总要有人站出来保护这些老房子。“

　　妻子劝曹连大不要管闲事，让他在家里老实呆着。不过11月，曹连大的“闲事”变成了“正事”，他被三江村村委选为“保护三江村老建筑巡逻队”队员。他与其他11个队友一起，24小时巡逻村里被铁丝网保护起来的老屋、那些年代许久的青石板，以免它们再被破坏。

　　2015年12月12日，曹连大拖着一个可疑的男子不让走，要求对方出示证件。

　　曹连大戴上了红袖章，穿上了制服，只要看到稍微有些可疑的人经过村子，他就会上前询问。

　　何景成家的房子被误拆后，曹连大担心会有文物贩子盯上只有一个人的何宅，只要有空，他就会来陪何景成聊天，让他放心，村里会保护好老宅。

　　何景成的白内障越来越严重，每天都要滴眼药水。他还想为世代祖传的何家老宅画一张立体图。“这个春节前，我要抓紧画好这个图，我怕我的眼睛哪天就看不见了。”

　　对于三江村的规划，当地政府将以“绍兴古代抗倭第一城”来规划设计，并在现存的古城墙基础上进行部分恢复，另大部分规划为景观绿化用地，打造一个生态宜游的“三江所城”。

　　何景成一直念叨个不停，说怎么拆了一个三江所城，又要再建一个三江所城了。

　　马定乐是三江村的名厨，从小跟着父亲做厨师的他走遍了村里的每一条石板巷子，每一座小桥。村里的红白喜事，大到百桌，小到两桌，都是马定乐操办的。

　　不过，如今村民都改叫他摄影师马定乐了。两年前，马定乐在翻看一本《三江村志》时，发现其记载的信息与他儿时的记忆有出入，于是他打算自己拍照整理，再找有识之士来重新编撰《三江村志》。

　　马定乐从上大学的女儿那里借了一台傻瓜相机，为三江村拍摄了不下2000张照片，还自费冲洗了200张，并且按照桥、庙、弄、井进行了归类整理。女儿笑他没事干，一天到晚拍这些没用的东西。

　　但当三江村面临大规模拆迁，古村渐成废墟后，这些马定乐真实记录下的照片体现出了档案价值。他又利用两天时间绘制了三江所城的整体布局图，泾渭分明地标记了当年三江所城的兵城构局。

　　斗门镇文史馆的傅老师看了布局图后，随口说了一句：“要是这个画是立体就更好了。让后人知道我们三江村原来是这样。”马定乐一直记得傅老师的话，他下决心做一个三江村的模型。每晚吃完饭，他就开着电动车去街上找泡沫板。老婆笑他和收破烂的没区别。

　　马定乐在车库倒腾出了一块空地，把泡沫板一块块按比例放好位置，开始打磨泡沫板。他准备先把三江所城的城墙制作出来。

　　“我估计两个月应该能做好，我希望年轻的人到文史馆里面，也能够看到三江所城真正的模样。”昏黄的灯光下，马定乐蹲在地上，仔细对比着草图。

　　新居与老宅

　　自从知道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村子要拆迁，70岁的金保伦总会拎着一把茶壶，从村子东头慢慢逛到西头，然后回到村中心的茶店里，跟老友们一起聊聊天。

　　赶在搬家前，家里人为金保伦做了七十大寿，一来是希望老房子能在最后一刻，再热闹热闹;二来，也是借做寿的名义，开始一家人的新生活。

　　金保伦在三江村生活了70年，看着门前的小河从清澈变浑浊，从看得见底到绿中泛黑。

　　老伴阿香说，如果不是因为村子里空气不好，上了年纪的人其实是不愿意离开乡土的，“但孙女还在上小学，我们总希望下一代好。”

　　拆迁对于曹丽娟而言是一个可怕的回忆。过去的27年，她的家因市政建设动迁了三次，每当一家人住上新屋，几年后，都逃不过被拆的命运。

　　2014年下半年，三江村因环境污染、旧村改造整体拆迁，曹丽娟属于三江村2号地块自建的三层小楼也属于拆迁范围之内。2015年5月底，曹丽娟一家拖到最后一天的傍晚才签下拆迁合同，“拆房子的时候感觉就是要了我的命。”

　　当时，为了给准备结婚的儿子置办新房，夫妻俩纠结之下选择签约。曹丽娟给儿子买了一套136平方总价110万的高层住宅。村里给的拆迁房票是70万，曹丽娟把所有的存款一共40万都拿了出来。

　　目前，曹利娟与丈夫为了方便只能暂住在菜棚里，等待三年之后的安置房。为儿子买的新房需要步行40多分钟才能到菜地。儿子要去厂里上班，不能经常捎他们去种菜。而以前从家里到菜地不用走几步路。

　　搭建这个“菜棚新家”还花费了两夫妇一周的时间;电是花费了600元才接上;这里没有自来水，两夫妇都得拉着板车，到外面运生活用水。

　　这几天曹丽娟在新家大扫除，“家里灰太多。从客厅望出去就能够看到很多工厂”，她一边用鸡毛掸打扫着一边说，“不过这些都不重要，只要以后不要再拆迁了，就是老天保佑了。”

　　68岁的原三江村医生林张木，已经住上了新房。阴雨的周日午后，他独自坐在蔚蓝星城新装修好的客厅里，看着电视。

　　靠着拆迁补偿和自己的积蓄，林张木买下这套150多平方的新房，还花费38万元精致装修，米色的大理石铺地和墙纸，房间的色彩淡雅简洁。

　　“要适应新小区的寂静，真需要一段时间，”林张木满意自己的新家，只是无所事事也令他无奈，白天去小区找老人打牌、下棋，中午回家烧个午饭，下午看电视，再磨到晚饭时间，这日子变得特别漫长，“没地方串门,砰，砰，门就关牢了，开句玩笑话，就像在拘留所,等死了就准备。“

　　陈阿姨的老家就在林医生诊所的隔壁，她说自己真不想离开村子，过惯原先安静的生活，眼下的一切都变得不安定。

　　房屋拆迁后，陈阿姨拿着2万元去房地产公司订下了一套140平方米的住宅。按照合同要求三个月支付剩余的费用，但因为拆迁的腾空费还没到手，陈阿姨手上并没有多余的钱，无奈下只有退掉新房子，还被房地产扣了2万元的定金。

　　陈阿姨说起自己当年住的老台门前，放有一块大大的石板，夏天躺在上面纳凉很是舒服。城里城外的河水很清，可淘米做饭。那时年纪小，绕城墙可以跑一圈，四周有城门，还有围绕的护城河。

　　“三江村，这个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古村，它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，是在污染中度过的。从江南水乡到不断陷入工厂的包围，最终整体拆迁、消失，其实只用了短短十几年时间。”当地一家媒体如此评价。